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行为合法性争议的机构、程序和准绳，标志着一套符合法治理念的权力制约、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制度在中国真正建立。
附带说明两点：82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现行宪法与宪政的关系，两者差异甚微。82宪法为了保障司法独立所做的第四方面事情，是取消了78宪法第28条、第36条分别规定各级人大代表有权向本级法院、检察院提出质询的做法。
所以，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政必然分开。所以，在宪理上我们只能说，中国共产党从来认为本党应该遵守宪法、本党在宪法之下，但实践中由于缺乏制约，中共的机构或领导人往往违反宪法，观上获得了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2.三十余年来，在落实82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方面，成效总体比较显著，但发展不平衡，缺憾很明显。按82宪法，人民通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国家权力，这就要求人大必须真正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不能是变相指定的。宪政与宪法一样，是欧美舶来品。
确实，世界上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不分权的宪法。除中国外，曾经实行和仍然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主要是现在和曾经的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新西兰、2009年10月前的英国、2000年修宪前的芬兰。[81] 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仍然构成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当法院无力公正裁判，而只能依靠协调或者逃避打发案件时，行政诉讼关于救济权利和监督行政的目标都难以冀望，通过行政诉讼推进法治也就成了镜花水月。法院左支右绌，却仍然走不出困局。[70] 李立《周继东：依法行政进程如大江涌流》，《法制日报》2009年9月28日。政府随时准备越出其应有的位置，也随时可能突破法律的授权。
1.法律保留 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保留是指有些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来规定，其它机关、其他形式的立法文件无权创设。但毫无疑问，统治当代中国的主要是立法，即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所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40]。
人们千方百计去上访，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排起伸冤控诉的长队。徐洁净《地方煤矿即日起一律停产整顿》，《平顶山日报》2009年9月9日（全市地方煤矿即日起一律停产整顿）。党组织从事国家管理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通常理解和司法实践给予的答案是否定的。很难想象，在主席语录就是最高指示、《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就全国照办、会议纪要或者文件草案就当令箭的时代，能够谈什么法治。
尤其是，在法律条文的空白之处，法律原则将弥补规则的缺漏。《立法法》第10、11条要求，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以及授权事项在时机成熟时应当收回。[23] 其三是，虽有相应的国家机关，但党组织实际上可能直接决定乃至处理国家事务。专项整治本身，占据了行政机关的大量精力，转移了行政机关对日常问题按部就班的解决，结果积累了新的问题。
[92] 最高法院还发布了专门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协调做了全面而正式的肯定。但如果倡言依法行政从国务院做起，而不仅仅是国务院对地方的要求，应当是不会错的。
依法裁判 导论 （一）检讨法治的理想与距离 在通往行政法治的道路上，中国大陆一脚深、一脚浅地行进了30多年，学者们也为法治政府的理想呼喊了30多年。今天，中国的法律监督机构已经一应俱全，但法律执行却难以克服体制性的失效。
[17] 在地方政府中，关于10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之类的报道已经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26]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国发〔1982〕17号）第1条声明，该办法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制定的。不是行政机关自授权力，随意而行，而是行政权责由法律规定，政府奉法而行。国家立了一部法规，并不等于这个领域就有法可依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分别规定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从而对这三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基本贯彻了职权法定原则。第三，一些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管理行为，其法律性质不明，目前基本上也不能起诉。
设立许可要受限制，一概禁止土葬、禁止燃放却无限制。在中国这样一个立法种类多样、层次繁复的国家，这套规则与别的国家相比就更显复杂。
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一些法律文件还明确规定，未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2009、2010年分别为293、398件。[22] 其二是，一些机构实行党政合一的组织方式。
行政法以外的领域，例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选举制度、财政人事等，本文无暇涉及，但相信法治的吁求是相同的、法治的原理是相通的。问题是，各种可以作为法律渊源（特别是正式渊源）的立法应当具有固定的形式，各种立法文件的效力应当具有确定的规则。如诗人贺敬之所歌唱，面前，还有望不断的千沟万壑，头上，还会有不测的风雨……在微茫的曦光中，我们默默地坚守和等待。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等诉中国足球协会处罚案提出了体育行业协会对其成员处罚的性质问题，法院未予受理。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的热潮中，一度设想和讨论过党政分开。[49] 《立法法》第86条规定，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第二，依法立法仍有问题。（三）行为方式法定 职权法定的第三项要求是行政职权的行使条件、行为程序和处理方式应当由法律规定。
虽然中国法院实行二审终审，但由于异常繁复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存在，生效判决随时可能被推倒重来。[33] 对互联网络的管理，除了大量使用防火墙过滤，还要求从业单位自动清除有害信息。
[7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10〕15号。在过去的农业税征收、城市房屋拆迁，延续至今的计划生育、农村土地征用，晚近出现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领域，不是完全没有法律，但那些简陋的法律往往没有得到遵守。[39] 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五章作为论据的法律渊源。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61-85页。
问题在于，党组织几乎不受法律调控，也不承担法律责任。一些官员曾经信奉政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这种说法现在成了一种笑料。
由此，形成了一个高低错落的立法权分配体制。[14] 《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
这两条看似矛盾的状况，其实都源于一个问题，即现行的立法位阶顺序缺少一个合理的实质性标准。[82] 其次，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其法律地位比较特殊。
